一想到即将与汤恩伯展开对决，日军“华北方面军”司令官冈村宁次便不由得感到一阵头疼。
并不是冈村宁次害怕汤恩伯，而是和他交手时，战场上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。
首先是如何找到汤恩伯，其次是如何应对他灵活多变的侧击战法。
曾几何时，在武汉会战和随枣会战的战场上，冈村宁次与汤恩伯交手过两次，不但未能占到任何便宜，反而吃了大亏。
记得在武汉会战瑞武路分战场的小坳战斗中，汤恩伯所辖的110师廖运周团，用5000发迫击炮弹将日军一支由坦克和装甲车护送的补给兵、辎重兵编队洗劫一空，几乎全军覆没。
据说，这场战斗的团长廖运周先是大快朵颐地享受了一顿丰盛的“大餐”，然后安然入睡，等到他醒来后，带着部队悄然撤离，毫无踪影。
展开剩余85%冈村宁次气得直发抖，立刻派人追击，誓要报仇，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汤恩伯的踪影。
汤恩伯的战术一直都很特别，总是选择占尽便宜的战法，却又能够巧妙避免任何损失。
在随枣会战中，日军第3师团突破了第84军的防线后，猛扑向汤恩伯部第31集团军辖下的第85军驻防的江头店，并几乎咬住了第85军的阵地。
这是自抗战爆发以来，第一次能够正面压制住汤恩伯的主力。
可让冈村宁次没想到的是，汤恩伯竟亲率第13军赶来增援，而且迅速占据了日军第3师团的侧翼，准备从侧面发起进攻。
冈村宁次虽然可以选择忽视侧翼，直接进攻第85军，但那样的话，必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，侧翼被汤恩伯部强行突破，损失无法避免。
无奈之下，冈村宁次只能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迎战13军，但这一个微小的停顿，就给了汤恩伯部从侧翼杀入的机会。
通过13军的接应，第85军成功突破重围，双方快速撤入大山之中。
冈村宁次再次试图追踪汤恩伯的踪迹时，却发现汤恩伯早已从鄂北转移至几百里之外的豫西。
总之，汤恩伯的作战方式总是让冈村宁次捉摸不透，让他感到极为困惑。
这些日军将领受欧洲军事思想影响过深，往往注重占领大城市，以便快速掠夺财富、扩大军事政治影响力，甚至为自己赢得荣誉。
他们忽略了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国家，统治基础扎根在农村，而不是城市，因此这一策略在中国并不适用。
然而，由于南京方面的许多官员曾在欧洲或日本学习军事，也将这种思维方式带回了中国。
因此，抗战初期，日军和国军常常陷入“攻城必攻，守城必守”的僵局。冈村宁次等人也曾认为这种方式过于机械化，缺乏灵活性。
但更令他困惑的是，汤恩伯明明也在日本接受过军事训练，为什么他的打法如此不同？
每次与汤恩伯交手，日军的伤亡都不小。如果是在武汉会战之前，冈村宁次还不至于感到太心疼，因为当时日军的战力庞大，仍能承受一些损失。
但经过武汉会战的惨重损失，冈村宁次心中感到巨大的压力。
从伤亡数据来看，日军17个常设师团几乎完全换了一茬，尤其是战斗部队的伤亡惨重。
要知道，日军一个常设师团通常只有约三万人，但其中战斗兵力不过一万两三千人。如果每场战斗损失三分之一的战斗力，那么长期下去，日军根本无法支撑。
难道是汤恩伯的军事思想与战术如此高明吗？
汤恩伯的作战确实具有灵活机动的优势，但要说他的战术思想就多么先进，也不尽然。
在战争中，精兵通常不会早早投入战斗，而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，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然而，这一“决定性作用”往往是建立在其他部队牺牲的基础上。
从台儿庄战役到武汉会战，再到随枣会战，汤恩伯屡屡取胜，固然与他的战术密切相关，但也少不了依赖于其他部队的消耗。
这就像一场足球比赛，其他队员拼命拉开对方防线，给前锋创造了机会，而汤恩伯正是那个关键的“射门”球员。
而汤恩伯部队的机动性也得益于他没有固定的防区——没有守土之责，他能够随时选择作战位置，灵活机动。
因此，汤恩伯的成功并非完全依赖先进的军事思想，更多的是依赖战场的动态因素。
然而，到了1940年冬，局势发生了变化，汤恩伯被任命为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，这意味着他有了固定的地盘。
有了地盘，汤恩伯就要肩负起守土的责任，这样他是否还能像以前那样灵活机动，变得更为复杂。
1944年2月，冈村宁次接到一个让他极为吃惊的命令，日军大本营决定发起一次旨在打通交通线的豫湘桂作战，指挥权落在他手中。
发动攻势作战一直是冈村宁次推崇的战略，他习惯了通过直接攻占目标来迅速获取战果，但这次，打通交通线成了他的任务。
他不解的是，既然日军具备如此强大的资源，为什么不直接攻占重庆，而是选择艰苦的交通线作战？
虽然打通交通线能够为日军提供物资保障，但从实际角度看，日军本就兵力有限，如何守住这条交通线呢？
冈村宁次因此对这一计划产生了质疑。
但日军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坚持认为，这个作战方案是史上最为高明的战术，不能被否决。
背后的原因，也许是服部卓四郎为了泄愤——他是日军少数几位担任作战课长的中佐之一，其他人都是大佐。
尽管如此，参谋本部的怪异制度仍然让这份方案获得批准，冈村宁次只能无奈执行。
此时，冈村宁次也没有忽视汤恩伯，他清楚汤恩伯的行动规律，总结出“围其部属，逼其来救”的策略。
冈村宁次认为，只要围困汤恩伯的部队，就能逼迫汤恩伯亲自出面救援。而汤恩伯此举必定暴露其主力位置，从而为日军提供可乘之机。
1944年4月18日，日军“华北方面军”所属的12军开始强渡黄河，豫中会战打响。
冈村宁次依靠情报，成功把汤恩伯引到了预设战场，而他所依赖的战车第3师团也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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